这样的情形之下，1982年12月6日，黄火青检察长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提到：
例如，1955年1月27日，河北省检察院工作职员到定县闻声有市民反映“粮食供给不足，不够食用，以及在供给标准上有所不一的现象……”，定县检察院遂派检察员王云山进行了调查，并以检察长韩林三和副检察长李汉章、薛保树的名义向定县财委会提出了建议书。这与共和国成立初期需要保证百姓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时代背景相符合，其目的是保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现，和破坏粮食政策的违法行为斗争。
王傻子是北郊区双口乡的一个单身汉，连个正式的姓名都没有，就靠政府救济过日子。村里打从半个月前就听说要发放救济棉衣，但一直没发下来。邻近冬至，天冷地冻，王傻子穿着单薄，有时候夜宿门洞，有时候就躺在屋里地下睡觉。12月17日也就是农历十一月初四，大雪没芦，王傻子终于拿到了乡政府的救济棉衣，但他没能挺过这个冬天，被冻死了。
四、应在妇女节广泛进行法制教育，使广大妇女懂得，当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的时候，公民进行防卫性的阻止、抵抗、反击，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只有积极同罪犯做斗争，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推崇。
重启：岂能袖手壁上观
原来，铜山区检察院2013年受理了一起强奸案，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被她的亲生父亲性侵、猥亵、殴打……终极，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这名“父亲”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办案人张红却在想：“法律只能做到这些吗?这个题目始终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窝。”2015年1月5日，铜山区检察院向区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区民政局作为申请人向法院提起撤销小女孩父母的监护权。两天后，区民政局向区法院提交了诉状，申请依法撤销她父母的监护权，另行指定合适的监护人。
1999年马化腾开始推出QQ聊天软件，2003年马云建立了淘宝网，2013年美团的外卖小哥横空出世，2018年中国快递业突破500亿……在新世纪的最初二十年里，互联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国百姓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经济形态则时刻考验着这个国家的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水平。
该院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形式发送当地物流办、电商办等七家单位，协同党委政府助推及时设立全国县级市首家快递物流监管部分邮政治理局，督促逐步建立严格的快递收寄验视制度和快递实名制。相关建议被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吸纳，转化为100%的快递收寄验视、快递实名和X光机安检制度，在G20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安保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检察系统，衡量一个案件办得成功不成功，检察官们通常有句口头禅：要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同一”。
事实上，固然2001年最高检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将检察建议确立为民事、行政诉讼监视的一种方式，但由于缺乏全国性法律层面的支持，始终处于一种小心翼翼的探索状态。
然而，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每一个被忽略的脚印，都曾推动社会前进的步伐。64年后，这两份泛黄的手写文件被已更名的天津市北辰区检察院发现，并上报天津市检察院。
新经济模式对司法本身也产生着重要影响，例如电子证据。2018年初，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对该区两年来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开展专项检察，梳理分析电子证据收集、提取、移送、展示等环节存在的题目，并制作题目清单，结合具体案件共梳理五大类30余处题目。对发现的题目会同区公安局法制办分析题目产生原因，并共同研究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可行性、操纵性强的解决建议。
这种来自检察视角的观察与建议，在我国经济腾飞、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既有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又呈现出鲜明的与时俱进的特征。
王傻子的死是怎么被发现的？没有人记得了，但这事在1955年的天津卫引起一场波涛。
事实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一直是刑事检察部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涌现出不少”未检小姐姐“”未检妈妈”等典型代表。在最高检设立单独的未成年人检察厅之前，不少基层检察院都曾尝试在公诉部分设立“未成年人犯罪办案小组”，并对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进行研判。
1987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大贪污犯蒋正国落网记》的通讯报道。
管中窥豹，数据说话，民事、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法律制度完善带给检察建议工作发展的“法律红利”，变现之快，令人赞叹。其后，检察建议在运用领域上得到广泛拓展，终结了“单腿走路”的历史。2018年，全国制发检察建议25万余份，几乎是2017年的两倍，并且刑事、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数目几乎均等。
穿越时间之墙，我们翻阅今天的北辰区检察院网站，依然可以看到诸多关于检察建议的工作内收留。为服务大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检察建议始终如一地贡献着检察聪明。
一桩桩一件件，两年来，从生态环境保护、到食品药品安全、文化遗产和国家尊严保护，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成了检察机关的业务领域。
这种状况在2012年得到彻底性地改变。
这个案件成功激活了撤销监护权的“僵尸条款”，被写进国务院新闻办《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先后获评全国十大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事件、全国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等，被称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之二：预防职务犯罪
在检察建议的整个发展史上，总是逃不开一个质疑：政府部分、社会机构各司其职，为啥你检察机关偏偏建议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除了革命根据地时期在司法实践方面的一些初步探索，检察工作可称得上一穷二白。共和国第一任检察长罗荣桓在上任伊始就指出：“检察署（1954年改署为院）的工作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首先应制定检察署工作组织大纲，从速建立机构，开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鉴戒意识形态、国情发展都有相似之处的苏联检察制度，成为主流观点。
例如1988年，云南省昆明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偷漏税个案时，发现地方政策与国家政策有不一致的地方，遂提请省市税务局明文解释疗养院征免建筑税政策界限划分的检察建议。在云南省检察院看来，“这种从个案预防扩展到建议税务机关对同类现象开展清理，是维护国家法制同一的典型案例，检察建议行文流畅、论证详实、说理充分、对策精准，充分展现检察机关在社会治理大局中法律监视的价值。”

原创 张羽 方圆
一年多以前，这里还像一篇荒谬的故事会小说：“黑老大”横行霸道，“地下执法队”招摇过市，乘客和司机苦不堪言。
抚摩这些署名，穿越一甲子的隧道。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向教育部制发了“一号检察建议”，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开启了检察建议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全国各地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把办理贪腐案件中发现的题目以检察建议的形式反馈给发案单位。
黄火青检察长在退休多年以后曾留诗一句：“共产理想曾有誓，岂能袖手壁上观。”这是老一代检察人的价值观，也是检察建议得以浴火重生的初衷。我们在办案中发现了题目就要指出来，不能也不应该视而不见、闭口不言。
特别是1992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加强贪污贿赂犯罪预防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办案，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总结经验教训，堵漏建制，改善治理，加强防范，特别是要采取措施推动在执法部分和直接把握人、财、物的岗位，建立有效的预防贪污贿赂等犯罪的约束机制。”
之五：关注未成年人
2020年夏，太阳热情奔放地直进辽宁鞍山的天空。客运站里，人海波动，再粗笨的行李也能顷刻间隐没进人群，扫黑除恶的标识还挂在一角，一片宁和。
辽宁省检察院宣传处闫晓东组织了该省的寻找历史上的检察建议工作，他们在辽宁省档案馆发掘出四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的建议书。相较于基层院的手写建议书，这四份分别制发于1955年、1956年的建议书都采用了铅字打印，其中有3份都是竖排版，已经有了同一的格式规范。所有建议书标题写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建议书”，抬头为“建议纠正某某违法活动由”，下方标明发文字号，内文则具体阐述了制发建议书的原因以及具体的建议内收留，行文都长达2000字以上，结尾为“此致 某某发送对象”，最后为题名和制发时间，盖有“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印章。
发展：来源于个案，回回于社会公众利益
重大责任事故是众多检察院都关注过的题目。
蒋正国事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现已改为武进区）化肥厂财务科科长，他采用虚列专用基金和专项工程支出、虚增银行存款和支出、虚减银行存款收进以及涂改伪造票据等20余种手法，作案200多起，贪污数额将近130万元，这在30年前是个震动全国的数字。

检察理论先驱王桂五在其《论检察》一书中评价20世纪80年代的检察建议工作时指出：“由于检察建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促进了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因而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承认和好评，也引起了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2018年中心“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工作中，上海市崇明区检察院发现本区三个乡镇政府履行河道治理不尽责，三镇内10条河道存在较为严重的水质油黑污染，水体中氨氮、溶解氧和透明度等指标明显不达标的情况，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崇明区院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程序，成立“8·06”黑臭河道办案组，由检察长带领公益诉讼检察官、生态检察官，及时查清乡镇在河道治理中的职责，确定履职主体，开展相关工作,向三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推进长江生态环境治理。
那么，64年前的检察机关为何要参与王傻子因冻致死这个事件？北郊区检察院向北郊区人民委员会民政科制发这份建议书的法律依据何在？
不仅在内收留上十分丰富，在形式规范性上，五十年代的建议书也不乏亮点。
三、要教育广大妇女增强社会责任感，一旦遭到欺凌或受到侵害，要及时报案，积极协助政法部分抓获犯罪分子……
检察建议书，何以重生并开释出如此鲜活的生命力？
小到如服刑职员吃什么。譬如江西省宜春新华地区检察院1992年办理江西省第四劳改支队出纳章少洪贪污一案中发现：江西省第四劳改支队在财务档案和食堂采购治理上存在漏洞和隐患而向该支队发出的一份加强财务档案治理和物资采购治理及对案件当事人调离财务岗位的综合治理检察建议。该建议由当时的检察长周晓林亲身签发，江西省第四劳改支队长袁佳丽亲身签字回复。
根据市民政局55年加强冬天令救济工作计划中，救济棉衣要求在11月底基本发到被救济人手中，但你科于12月17日才发到被救济人手中，拖延廿（注：繁体字二十）日左右，发放后既不认真检查又缺乏对乡村干部认真负责的教育，固然救济发出但从王傻子题目来看缺乏救济作用，为认真及时而有效地执行上级所颁发的政策指示，希你科认真检查处理，跨境铁路 国际物流，并将处理结果函复我院。
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以为，检察机关对重大责任事故的高度关注，反映了“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不是一句空话，检察机关不仅惩办犯罪，还努力预防犯罪、减少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
例如2012年，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先是就办理卫生部人事司原副司长张闽元受贿案过程中发现的题目向卫生部发出检察建议书，卫生部对此高度重视，物流企业治理 ，当时的卫生部三位部级领导同时对该检察建议作出了专门批示。同一时期，该院又就办理的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刘宇昕、建筑市场监管司综合处调研员罗晓杰、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颉建玮以及中国建设工程造价治理协会法定代表人马桂芝等人涉及住建部系统职务犯罪的8件案件中发现的题目，向住建部发出类案检察建议书，对其在业务治理、行业治理、干部治理及作风建设等方面，特别是建筑企业资质认证方面存在的题目提出整改建议。
原标题：《检察建议的前世今生，这篇文章讲清楚了》

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检察建议”正式确定为法定的监视方式，意味着民事诉讼监视中检察建议这一监视形式从实践探索转为法律制度。从数据表现上看，2013年开始民事类检察建议出现爆发式增长，当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发出民事类检察建议64351份，与之相比，同年刑事类检察建议为36531份，行政类检察建议为4636份。
萌芽：鲜明的时代特征
我们以为双口乡在解决救济户棉衣的工作未能及时执行上级政策，因此与市、区的要求不相符合，这是值得检查和纠正的。
在人民检察博物馆馆长闵钐看来，这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检察机关运用建议书纠正违法，维护群众权益，维护宪法和法律同一实施的典型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检察机关对王傻子非正常死亡背后的原因进行调查，发现了有关部分在救济工作中的违反政策法令的情况，制发建议书，督促有关部分依法履职，改进工作。五十年代的天津是北方最大、最繁华的工贸易城市，检察制度和业务建设也开展的比较早，取得了不错的经验。这个案例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进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国经济始终奔跑在快车道上，人们对于物质与金钱的渴看也空前强烈，但各项社会治理制度还在建立中。
时任鞍山市检察院扫黑除恶综合治理组组长、辽宁省检察业务专家刘忠全程见证了这份优秀检察建议的出台、推进与后续跟踪监视。这位资深检察官手握一份长达67页的、关于“检察建议的发展与实践”的PPT课件，其中有很多关于历史的内收留。
我们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歹徒向她扑来的时候，她不惊慌，不惧怕，敢于拼死抗争。这样就弥补了体力上的不足，使犯罪的企图不能得逞。第二，她巧妙地运用了心理战术，即一边与歹徒搏斗，一边呼救，这样不但能引起四周的留意，取得支援，并且对罪犯也能构成一定的心理威胁。由于任何犯罪都心虚胆怯，害怕群众。第三，她敢于在体力不足、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果中断地下手，攻敌致命部位，反败为胜。
每一个阅读过这份泛黄的手写档案的人都不由赞叹，这份检察建议展现了超越时代的法治观念、人文关怀和法律监视理念。
健康是人民福祉。重庆市检察院在2014年全面总结了2012年1月－2013年12月全市检察机关起诉的107件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案件，向重庆市食品药品监视治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深进分析了通过邮购、电话、电视、网络购物等渠道异地购买假药销售，通过承包医院科室、挂靠医药公司、租赁连锁药房柜台等方式为销售假药提供掩护，农村地区药房和游医生产销售假药以及以保健品冒充药品销售等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主要方式，提出了切实强化日常监管、强化农村药品监管、抓好专项整治、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等四项具体建议。
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视职能、特别是检察官审查起诉案件时，能够深进了解社会的各个灰色甚至玄色领域及其潜规则，可以据此有针对性地向案发单位及有关部分提出整改建议。所以，相当一段时间里，检察建议被视为检察职能的一种拓展，将办案中发现的题目及时反馈、告知给相关政府部分和社会机构。
譬如1986年江苏省沙洲县塘桥影剧院发生一起火多难，沙洲县检察院（张家港市检察院前身）在该案后向塘桥乡政府、电气安装队、影剧院发出了检察建议书；
引子：迟到的救济棉衣与王傻子之死
此后至2002年，检察建议进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悄然进进了社会治理的范畴。
河北沧县检察院建议书第3号叙述了一起令人拍案惊奇的强奸案。
一个农家妇女能抵抗一个中年壮汉的袭击，郭凤芹凭什么战胜了强奸犯？
大到涉及监狱等监管场所安全。譬如2014年初，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鹿寨地区检察院监所检察官在对监管场所日常监管活动的监视检察中发现，桂中监狱个别监区服刑职员通过监外务工职员携带手机进监私躲。经调查核实后，鹿寨地区检察院结合2013年该院办理的2件监狱工作职员与监外职员共同贪污案件，向桂中监狱发出检察建议书。检察建议发出后，桂中监狱迅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及时“补漏”，完善了外来职员治理规定，加强对在押职员的监管，加强对监狱工作职员的职责教育和预防教育，确保监狱监管场所安全。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句马列主义的名言，在检察建议的发展史上得以验证。
拓宽：变现的“法律红利”
每一项法律制度的起源，都源于内在的社会需求，建于规范的法律文本，回于法律机关的实践。
二、要使广大妇女把握一些防卫的基本知识，懂得针对罪犯的薄弱环节进行防卫……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在1985年1月21日全国政法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检察院、法院要通过办案发现有关单位在工作上、制度上的题目，积极提出司法建议，推动整改，健全制度，堵塞漏洞。对不重视司法建议的单位，有的要运用社会舆论进行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有的地方人大甚至制定了增强检察建议的地方性法律文件，如浙江省绍兴市第一届人大在1985年出台了《关于重视发挥检察、司法建议书作用的决定》，要求有关部分对检察建议必须在一个月内书面答复。
“建议书和提请书构成了今天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前身，纠正刑事侦查活动和劳动改造工作中违法行为的建议书和提请书构成了今天纠正违法检察建议的前身。”闵钐总结。
来源于个案，回回于社会公众利益，这是综观20世纪末及至21世纪初的检察建议书，可以总结得出的答案之一。
回顾66年来检察建议的发展史，检察建议自诞生之初，就以法律监视之名，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始终展现出一股蓬勃向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终极成为检察机关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检察建议植根于检察机关的司法职能，涉及的内收留带有公共利益性质且经过法定程序产生，具有严厉性和权威性，理应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效能。”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接受《检察日报》报采访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