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7年，中国民航就响应党的十九大号召，提出了聪明民航建设的设想。三年来，聪明机场、聪明空管、聪明服务等一系列的技术与理念的变革与应用，已奠定了形成中国民航新发展格式的基础。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成功走出“疫情危机”的中国民航，必然会驶上“数字化的快车道”，开启一个全新的民航强国建设时代。

　　换句话说，重塑增长，需要实现创新与融合发展的突破。即在创新生产方式，融合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在政策规制与社会治理方面的突破，从而有效提升民航业的全要素生产力，统筹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譬如关于“科学把握标准”的题目，要精确定义好作业标准、安全底线和绩效标准及其关系，并将三者之间的关系协调为“绩效标准高于作业标准、底线标准高于绩效标准”的良性发展状态；再如航班时刻协调题目，要统筹好“国家航线网络的构建题目”、“以正常性为目标的总量管控政策题目”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题目”等三者之间的关系，加强时刻协调的精细化治理，尤其是要进一步优化“安全质量监管绩效-企业保障资源投放-行业资源配置”间的逻辑关系。当然，还有民航全面深化改革的“硬骨头”，以提升空中交通治理与运行服务效能为目标的空管运行治理体系与机制的改革题目等。

　　其次，从行业发展态势看，中国民航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一直处于持续变革过程中。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十年，中国民航发展环境经历着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增长速度换档、产业结构调整等新战略与新政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中国民航实现了阶段性的质量变革、动力变革和效率变革，航空安全与服务质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就，但也呈现出发展速度由高速向中速转换的态势；另一方面，在面对“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玉成面开放新格式”的经济与产业发展的新战略要求时，中国民航业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譬如，如何有效处理好安全、质量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题目，就成为中国民航发展的核心题目。而后疫情时代，中国民航将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在“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等战略举措的推动下，中国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式”，势必给中国民航带来诸如“发展模式变革、市场结构调整与产品服务创新”等诸多新的战略性要求。这就意味着，后疫情时代，中国民航业将面临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变革与创新将是中国民航适应新发展格式的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