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香远——谁是新中国贷款买船的最早实践者？

2020年04月27日 09时 航运界

说到买船，在航运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那段艰苦岁月中，买船却是一个国家战略高度的大事。1956年，毛泽东主席听取交通部汇报时指出：“在世界航海吨位中，我国不到0.3%，这表明我们太穷，希望将来能有一两千万吨船。”周恩来总理也多次要求：“力争到1975年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但是困难是：一、根据当时的国内工业水平，还没有大规模造船的实力；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靠国家调拨外汇买船，金额有限，不足以购买所需船舶。1963年11月，交通部、外贸部、财务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利用贷款买船的办法来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得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的批准。1964年1月，购船领导小组成立，12月，国内第一艘贷款购买的船舶“黎明”轮交付广远公司。中远成为新中国最早“负债经营、借钱发展”的企业。

那么问题来了，谁是新中国最早提出贷款买船的建议并付诸实践的人呢？许多中远老前辈的回忆和一些文献记录都指出郭玉骏是中国贷款买船的倡议者。1963年初，叶剑英元帅视察“光华”轮，时任中远广州分公司经理的郭玉骏向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利用银行“游资”贷款买船的想法。郭玉骏的建议，得到叶帅首肯，并指示迅速将此建议写成书面意见上报。

然而根据更早的文献记录，最早提议贷款买船的另有其人，时间可以追溯到1959年。根据曾担任远洋局副局长、买船小组组长的江波老先生回忆，最早提出贷款买船建议的是爱国华侨程丽川先生。程丽川(1907～1992年)又名程文铸，祖籍福建莆田，时任香港侨利船务公司的董事长。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程丽川先生便亲自随船冲破国民党袭扰打通上海至福州的航线，受到了交通部、上海市的赞扬。59年印尼排华，程丽川先生主动通过招商局联系国内，安排船舶接运难侨。60年代，为支持远洋修船业，他拿出侨利船厂与中远合作创办了香港友联修船厂，成为中国远洋60-80年代最主要的修船基地。此后，他又将在香港经营的轮船公司的11艘、近10万吨的远洋轮船和设备齐全的修船厂，以及1000余万港元等先后无偿捐献给了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他以侨利公司为基础建立了香港益丰船务公司并无偿捐给了国家，由交通部派人接管。

益丰！熟悉的名字！对，就是咱们香港航运的前身之一香港益丰船务公司。交通部第一家在港航运企业。

正是程丽川先生，看到台湾海峡被封锁，国轮不能通行，便于1959年提出贷款买船挂方便旗经营的解决方案。1960年，经上级批准，他所在的侨利公司率先利用贷款买进了“和风”轮和“顺风”轮，仅用两年时间经营，利润便可还本付息。1962年11月13日，经交通部报总理批准，以这两艘船的赢利款和香港招商局的计划外利润又购买了3艘货轮，这种借鸡生蛋的方式引起了国内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此时正值国际船舶市场船价暴跌，二战时建造的万吨自由式货轮价格跌幅最大，1956年的售价为650万英磅，到1962年跌至6.5万英镑。为我国买船提供了有利的时机。综合国内外市场形势和各方面意见，1963年，我国正式启动了贷款买船工作。

在成功迈出贷款买船实践第一步后，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发展中国远洋事业，香港益丰公司和1970年划归中远的香港远洋公司又继续承担起了利用香港的资金、地利优势，以在港灰色国企身份为国内大量买船的历史重任，成为了助推新中国航运事业腾飞一双“隐形的翅膀”。

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当时香港地区对于航运业政策比较宽松，两家公司通过向香港汇丰、渣打等银行进行融资贷款，可以以30%的抵押获得100%的买船资金，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当时在国际市场贷款买船，对象选好、条件谈好后要提交远洋购船领导小组同意，并报李先念副总理审批成交（这一审批制度一直执行到69年），再由益丰、香远两家公司代表中远签署买船合同，所买船舶主要由广远、上远、天远三家单位接收。为了保密，一般不在香港为买船问题直接与北京通电话。尽管如此，两家公司的买船活动还是引起了世界航运市场的关注，中远总公司1973年的报告指出：“虽然是通过香港购买，资商大部分有所发觉。”比如英国出版的《世界航运和造船》月刊1973年1月公开发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在香港的有关公司1972年买了大量货轮。‘远洋轮船有限公司’（香远）就是他们一个主要的有关公司。”还有报纸称“大陆中国的出现可能鼓舞其他潜在的买主，在船舶涨价前采取某些步骤。”有的经纪人说“根据过去经验，中国一买船，船价就会涨。”还有的说“中国买船给世界买船打了强心针。”时任香港远洋公司总经理的高志明老先生回忆，为了搞清贷款买船的一些细节，他曾经求教过当时的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熟稔之后，一次包玉刚先生突然问起：“你们公司到底是什么背景。”高先生只能笑而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