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潘谈摄影间》是一档将潘石屹的两大爱好——“摄影”和“聊天”结合的访谈节目，由凤凰网视频出品、《财经》新媒体独家合作。在《潘谈摄影间》中，主持人潘石屹将透视的对象瞄准各领域的名人、大咖，通过访谈，洞察身处舆论热点中的名人的人生态度、文化观点，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每期，《财经》新媒体根据采访视频整理成文，以方便读者阅读。

一无所有王健林、悔创阿里杰克马……“谦虚”大佬队伍里又增加一员——“女儿不行”柳传志。5月8日，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做客《潘谈摄影间》，与潘石屹进行对话。柳传志谈及儿女时表示，“儿子怕坑爹不敢公开关系”。谈及女儿柳青，柳传志笑称，“她本来也没多大能耐”。对此，柳青在微博上回应称：“论跟自己老爸搞好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示“其实我觉得我还凑活”。

通过本期访谈，我们可以看到柳传志在父子、父女身份转换中教育观念的传承，还可以感受到过往经历对个人品质的形成作用，以及柳传志办企业时的信仰，把不在改革中牺牲定为信条，有理想而不理想化。

饿到吃银翘解毒丸

潘石屹：柳总，你们这一代企业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对物质财富和市场经济独特的理解，后一代的企业家们或许不会再碰到了。我觉得把第一代企业家们的经历记录下来会非常有意义，今天您跟我们讲一讲您的经历吧？

柳传志：我1944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柳谷书）当时在中国银行上海总部工作，解放后被调到北京筹建中国银行总部的建设。记忆中，当时的上海很繁华，十里洋场；而到了北京后，感觉当时的北京和老照片里的北京一样，风沙大、街上有骆驼，有一种荒漠的感觉。

到了北京后因为家里总搬家，所以也断断续续换了好几所学校。7岁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子弟小学读三年级才算是稳定下来。小学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打架，我们当时是住宿制，班里的同学有革命老区来的，也有农村地区来的，当时最大的同学大我8岁，强生物流 ，经常有年龄大的同学欺负年龄小的同学。为了跟年龄大的同学抗争，我们会经常打架。到了五六年级时，我团结了一些和自己一样的孩子，才不再受欺负。所以，我对小学的记忆就是“混”。

潘石屹：住校的时候能吃饱饭吗？

柳传志：银行职工的子弟小学，伙食还是挺好的。1955年，我小学毕业，在这之前，我其实对中国整体的吃饭情况没什么感觉。那个阶段，感觉正是国家欣欣向荣的时候，抗美援朝胜仗也多，孩子们经常唱一些积极的歌。

潘石屹：您的童年是充满阳光的，而我那时候的回忆是吃不饱饭。

我1963年出生，正是全国最吃不饱饭的时候，有记忆的时候，西北还发生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我们当时都靠领救济粮勉强度日。而且我们家还被划定成了地主成分家庭，领取的救济粮很多是发霉的红薯片。即使那样，拿回家后煮一下就吃了。一年12个月，我们家的存粮仅够吃6个月，不够时就去借，借到后面家里就真没什么吃的了，不得不把两个妹妹送人。其中，一个妹妹送到了陕西，又因母亲常做噩梦，后来才把妹妹给接回来。我们村当时有27户人家，最后，村里的27户家庭有17户趁着天黑逃荒到外地要饭去了。

柳传志：你最饿的时候饿到什么程度？

潘石屹：我的印象就是晚上一直流口水。

柳传志：你那时候还小，所以形容饿只能形容到流口水，我的形容会更深动。

1961年是全国饥饿最困难的时候，而我当时刚刚高中毕业，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平常就完全是干熬。有一天晚上我夜里饿醒了，怎么也睡不着。最终拿了一片银翘解毒丸的药片放在嘴里慢慢的嚼，吃完后肚子非常的难受，一晚上烧的身上、头上直冒冷汗。

1961年下半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因为是部队，比地方粮食多。当时部队的馒头是一个切三刀，每人四两半的标准。食堂里有三口大锅，两千多人都冲着最稠的锅去。有意思的是，每个人拿的碗特别的讲究，碗小了不够吃，碗大了吃不了第二碗粥就没了。有时为了捞稠点的粥，人和人互相挤着，棉帽都掉粥里，大家装作跟没看见一样，照样把粥都喝完。

有一天部队会餐，提前通知说主食随便吃。很多人到了食堂后，先冲到了盛主食的地方，把碗满满的扣瓷实了米饭，后来到了桌子上才发现，每个桌上都放着三大脸盆菜和肉。当时又不敢剩下饭，一顿饭也整整吃了三个多小时。米饭是一勺一勺的塞进肚子里的，直到塞完最后一粒米为止。